其核心观点是通过提升美国自身生产力、巩固美元主导地位，在全球竞争中压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
本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职位的更迭。凯文·沃什大概率在5月15日前正式接任，执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
与以往单纯的人事更迭不同，沃什上任承载着更深刻的制度变革意涵。在人工智能快速渗透、全球经济结构重塑且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基本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的核心定义，或将迎来较为系统性的重构，这与美联储过去十余年“危机应对型”的政策取向将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这一朝向新范式的改革，也是沃什对华战略竞争观的重要支撑，其核心是通过提升美国自身生产力、巩固美元主导地位，在全球竞争中压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
沃什的职业生涯与核心立场
沃什非常熟悉美联储的运作，其职业生涯始终围绕金融市场与宏观调控展开，快速晋升与危机处置能力是其个人鲜明的标签，而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前瞻性质疑，更奠定了他重返美联储的核心基调。深厚的金融与政策积淀，也为他形成系统的对华战略竞争观提供了坚实基础。
2006年，35岁的沃什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创下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理事的纪录，这一里程碑式的任命，既体现了其专业能力的认可度，也为其后续参与危机处置埋下伏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沃什成为美联储与华尔街之间的核心联络人，被誉为主席伯南克在华尔街的耳目。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倒闭的混乱局面中，㓇什承担了关键的协调沟通职能，是危机处置中的核心参与者，这一经历也让他对美联储的政策传导机制、市场联动效应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011年，沃什退出美联储，核心原因在于他对量化宽松（QE）持明确怀疑批评态度，担心QE带来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这种观点与主流派格格不入。后续全球主要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通胀隐患等问题，逐步印证了他的前瞻性判断。
“沃什主义”四大支柱
沃什施政纲领围绕四大改革方向展开，形成了被市场称为“沃什主义”的政策框架。
1．通胀指标重构：从核心PCE到截尾均值PCE。
沃什长期以来对美联储过度依赖“核心PCE”（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作为通胀锚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核心PCE易受关税调整、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等一次性外部冲击扭曲，无法真实反映通胀的核心趋势，容易导致政策误判。
从具体政策主张来看，沃什计划将美联储的通胀监测核心转向截尾均值PCE。该指标通过截除价格波动中的最高和最低极端值，可有效过滤短期干扰。当前该指标显示美国通胀率为2.4%，显著低于3.5%的整体通胀率和3.2%的核心通胀率，更接近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指标切换并非单纯的技术调整，其核心政策含义在于为降息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即便居民日常消费价格增速仍处于高位，美联储也可基于“核心通胀趋势已稳定”的判断，推进利率下调，这与鲍威尔时代“以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为核心锚点”的谨慎取向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策略，在对华贸易摩擦中也有重要意义，或将成为沃什应对关税冲击、支撑对华竞争的关键工具。
但截尾均值PCE并非完美指标。从历史数据来看，它与普通PCE的长期走势并无显著差异，能否有效提升通胀判断的准确性，仍需时间检验。若过度依赖该指标，刻意忽略关税、能源价格波动等“短期噪音”，可能导致美联储低估通胀蔓延风险，陷入通胀陷阱。
2．人工智能的通缩效应：重构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联动逻辑，支撑对华“生产力竞赛”。
沃什对人工智能（AI）的解读，是其政策框架中最具前瞻性的部分，也是区别于前任的核心特征之一，更是其对华战略竞争观的核心支撑。他明确提出，AI是一股强大的通缩力量，其核心价值在于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使得经济能够在不触发通胀的前提下实现更快增长。这一观点虽得到部分科技界人士的呼应，但也存在明显的争议点，需辩证看待。
沃什将AI驱动的生产力变革称为“我们一生中最显著的生产力提升浪潮”，认为美国若能成功驾驭这一浪潮，便能实现高增长与低通胀的良性并存，构建起“新经济2.0”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有效对冲中国长期以来的制造业成本优势，通过维持国内低通胀水平与货币稳定，美国能够持续吸引全球范围内支撑“AI世纪”竞争所需的资本，从根本上巩固美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赢得对华“生产力竞赛”的主动权。
但从现实来看，AI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正推动稀土、铜等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成本也同步攀升，与“AI带来通缩”的判断形成矛盾，这也意味着沃什的这一观点可能忽略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供给冲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3．精简美联储：收缩职能边界与资产负债表正常化。
沃什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陷入职能过度扩张的困境，过于涉足气候变化、社会多元化等非核心领域。
具体来看，精简改革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机构精简，计划将美联储华盛顿总部员工从3200人削减至2000人左右；二是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沃什长期批评美联储当前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认为过度扩张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错配。他明确表示，资产负债表缩减无法一蹴而就，但核心方向是将利率重新确立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减少央行对市场的主动干预，避免“资产负债表工具常态化”带来的市场失衡。
就在沃什推动美联储剥离非核心职能、回归“物价稳定”这一核心使命的同时，中国政府正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将中国人民银行打造为融合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部分财政政策的综合性工具，并依托其资产负债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沃什看来，这是中国构建“平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战略尝试，核心目标是开辟人民币脱离美元体系独立运行的区域空间，逐步削弱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
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美元的可靠性与公信力。沃什认为，保护美元地位的最佳路径，是打造一个精简且专注的美联储，为全球提供最透明、最稳定的价值尺度。
4．央行独立性重构：“赢来的独立性”而非“天然的独立性”。
在央行独立性问题上，沃什提出了一个偏离美联储传统措辞的观点：“独立性必须通过表现来赢取”。这一观点打破了“央行独立性是天然权利”的传统认知，其核心逻辑在于，央行的独立性源于其对核心职责的履行——当美联储未能实现稳定通胀的承诺时，自然会招致政治干预；反之，若能聚焦核心职责、精准履行使命，才能真正实现“让政治走开”，重塑公信力。但客观而言，他的观点与本届政府在降息、去监管等核心政策目标高度契合，这也引发了市场对“财政部-美联储协议”重启的担忧。
新官上任三把火：沃什时代的政策走向预判
结合政策主张与市场预期，短期内沃什大概率将推进三大方向的政策调整，每一项调整都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1．利率路径：以截尾均值为锚，推动降息落地，支撑国内增长与对华竞争。
当前市场共识显示，只要截尾均值PCE数据持续符合预期，沃什将推动尽快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其核心逻辑在于，高利率并非解决石油价格上涨、关税调整等供给侧冲击的有效手段，反而会抑制AI等生产力增强型资本的投入，不利于长期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这一判断与鲍威尔时代“优先抑制通胀、容忍高利率”的取向形成鲜明对比，也意味着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更注重供给端改善与长期增长的平衡，为美国赢得对华生产力竞赛奠定经济基础。
但当前市场仍存在不同声音，颇有一些市场资深人士对㓇什的降息立场持怀疑态度。加之当前美伊冲突推高油价、通胀预期有所回升，沃什的降息节奏可能会受到制约，大概率将采取“渐进式降息”策略，兼顾通胀控制与经济增长。
2．监管松绑：聚焦中小银行，缓解信贷约束，激活私营部门创新活力。
沃什计划主导一场大规模的银行监管松绑。当前过高的监管负担——尤其是针对地区性和小型银行的监管要求，严重限制了信贷流动与市场竞争，反而助长了通胀。具体来看，市场预期沃什将重新调整“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实施方案，简化银行合规流程，降低中小银行的监管成本，打破监管对市场活力的束缚。需要指出的是，沃什本身反对美国推行全球金融监管趋同，其监管改革可能会偏离国际共识，短期内可能会提升美国中小银行的信贷能力，激活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力，为AI产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强化美国在对华“生产力竞赛”中的创新优势，但长期来看，也可能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隐患，需警惕“监管放松引发的金融不稳定”。
3．数字创新：整合金融科技，围堵数字人民币冲击。
与鲍威尔时代对数字资产的谨慎态度不同，沃什对数字资产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持开放立场。沃什的对华竞争担忧延伸至全球金融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他密切关注e-CNY的发展进程，明确将其视为对美元跨境结算主导地位的战略性威胁。与美联储内部部分同行的保守态度不同，沃什历来主张，美国不应回避数字金融创新，反而应主动利用创新巩固自身优势。
4．应对关税战与供应冲击：分离贸易与货币政策，提升对华竞争灵活性。
沃什倡导的“截尾均值PCE”通胀指标，成为其对华贸易战略中的关键工具。他将关税政策对中国商品进口价格造成的通胀影响，定义为“地缘政治噪音”，而非需要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根本性因素。
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下，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导致通胀水平飙升，进而迫使美联储采取加息措施，抑制经济增长。但沃什主张，美联储应“穿透”这些短期供应侧冲击，聚焦核心通胀趋势。这种策略的核心价值在于，允许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保持强硬姿态，针对性打击中国的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问题，同时避免美联储因加息提高借贷成本而削弱国内经济。通过实现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分离，沃什旨在让美国既能维持AI驱动的国内经济增长引擎，又能拥有与中国供应链逐步脱钩的灵活性，实现竞争与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对华贸易摩擦中占据主动地位。
沃什改革与对华战略的挑战
沃什主导的美联储改革，以及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可以看成是一场“高空走钢丝”式的政策实验：既要推动美联储职能收缩、政策转型，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稳定，又要通过降息来兼顾国内经济增长，在对华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综合来看，市场与批评者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层面，这也是评估沃什改革成效的关键。
一是“通胀陷阱”风险。若美联储过度关注截尾均值PCE，刻意过滤关税、能源价格波动等“短期噪音”，可能会忽视通胀潜在蔓延风险和黏性。当前美伊冲突推高油价、AI上游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已对通胀形成一定支撑，若政策误判，可能导致通胀隐患进一步积累，最终迫使美联储重启加息，损害国内经济增长。
二是公信力与独立性风险。若美联储政策过度贴合政府诉求，可能会打破“美联储独立于政治”的传统，削弱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公信力，长期来看不利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也会影响其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可信度与执行力。此外，当前FOMC决策群体四分五裂，前主席鲍威尔留任理事、多名票委立场分歧，沃什的政策推进难度远超预期，也可能导致改革进程与对华战略落地受阻，影响政策连贯性。
与此同时，其对华战略也面临诸多挑战：AI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效果能否达到预期、能否有效对冲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仍需时间检验；对中国以摆脱美元主导体系而推进的“平行金融基础设施”的围堵，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裂，反而不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巩固；与中国供应链脱钩，也可能短期内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影响经济稳定，这些都是沃什在推行对华战略竞争过程中需要应对的潜在风险。
（作者系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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